中國作協副主席、茅盾文學獎與魯迅文學獎雙料得主阿來近日攜《西高地行記》《云中記》等作品，在湛江科技學院開展“閱讀 行走 寫作——從《西高地行記》到《云中記》讀書分享會”，與師生展開了一場關于文學與科學、自然與生命的深度對話，分享《西高地行走》到《云中記》等作品背后的創作思考。

活動由廣東省書報刊發行業協會、廣東新華發行集團、十月文藝出版社主辦，湛江科技學院和廣東新華湛江新華書店聯合承辦。

4月28日，阿來為湛江科技學院的師生們作了精彩的講座。

當文學與科學共舞時空

“文學與科學并非割裂，所有學科的終極命題都是‘人’的問題。”阿來一開場便打破學科壁壘。他舉例闡述文學中時空觀的重要性。從古代文學對世界的認知，到現代科學背景下文學應如何拓展視野，阿來老師的講解層層深入。

談及科幻文學時，他借《三體》中的“二向箔”隱喻人類困境：“當文明被壓縮成二維，個體的生命意義反而凸顯。劉慈欣用十光年的尺度寫人性掙扎，這正是文學突破時空枷鎖的力量。”阿來強調：“作家要同時擁有顯微鏡和望遠鏡——既見塵埃中的淚痕，也見星河下的文明。”以《三體》為例，阿來分析在大尺度的時空背景下，生命的短暫與虛無感，以及人類在其中的堅守與掙扎，引發人們對生命意義的深度思考。

災難現場的文學倫理

“廢墟上的選擇，是每個記錄者的靈魂拷問。”2008年，阿來作為志愿者深入汶川震區，親眼目睹了災難的殘酷，面對職業倫理與人性本能的沖突，他結合自身經歷，講述了汶川地震后創作《云中記》的過程，分享自己在災區的真實感受，先履行職業職責進行記錄，還是以人本位先救助生命？“新聞追求真相，但文學必須守護尊嚴。”

這段經歷催生出《云中記》的創作克制，阿來沒有急于創作，而是經過長時間的沉淀與思考，“我等待了十年才動筆，因為文學不是災難的即時消費。”書中祭師阿巴重返消亡的村莊，用儀式重構集體記憶。阿來特別提到書中“青稞從瓦礫中發芽”的細節：“這不是美化苦難，而是展現生命自愈的韌性。文學的意義，在于從裂痕中打撈超越性的光。”

在行走與閱讀中重鑄文學筋骨

面對“碎片化閱讀”的爭議，阿來聊起網絡文學，笑著說道：“網絡小說重新定義小說的長短。”他認為文學討論各種人事物的不同，強調文學的意義在于關注人的情感與精神，無論是傳統文學還是網絡文學，都應回歸這一本質，應多去尋找共同性。

關于行走，他講述在麗江的經歷，從最初對當地酒吧文化的好奇，到后來深入研究當地的歷史、地理和文化，分享《一滴水經過麗江》的創作故事，“太多人喜歡寫吃的，但不能只是吃，我們有眼睛、有雙腳，旅居是學習，看看山川、花朵、建筑……”阿來通過行走，深入挖掘了西高地等地的獨特文化，將這些元素融入作品中，使作品具有深厚的底蘊和獨特的魅力。“當我們帶著求知的眼光去觀察世界，去了解不同地域的人文歷史、自然風貌，能為文學創作積累豐富的素材，也能拓寬自己的視野，提升對世界的認知。”

文學照亮未來

從《西高地行走》到《云中記》，阿來用文字記錄了他的所見所聞、所思所感。講座結束后，學生們圍住阿來提問。一名學生問道：“我在書中看到，人應該到沒有天花板的地方去，讓花成為花，讓樹成為樹。現在我有個作業：寫老舍的茶館，結合疫情寫，但不知如何下筆。”

阿來回答：“‘到沒有天花板的地方去’，‘讓花成為花，讓樹成為樹’，其實都是在講生命的自然狀態和自由生長。疫情帶來的恐懼和迷茫，恰恰是因為我們突然被拋出了熟悉的秩序，被迫直面生命的脆弱性。《云中記》里寫的生死、記憶與消逝，或許能給你一些共鳴。面對災難時，惶恐是正常的，但文學的意義之一，就是幫我們找到表達這種‘難以言說’的途徑。比如老舍的《茶館》，通過小人物的命運寫時代洪流，這種‘大歷史中的小人物’視角，或許可以成為你聯結疫情的切入點——不一定要直接寫疫情，而是寫人在動蕩中的具體感受，建議你試著把抽象的‘害怕’具象化：它是什么顏色？什么氣味？藏在身體的哪個部位？當恐懼變成可觸摸的細節，文字就有了力量。真正的寫作不是給出答案，而是誠實面對問題。”

阿來，著名作家，出生于四川省阿壩藏區的馬爾康縣。1982年開始詩歌創作，后轉向小說，主要作品有詩集《從梭磨河出發》，小說集《舊年的血跡》《月光下的銀匠》，長篇散文《大地的階梯》《草木的理想國》，長篇小說《塵埃落定》《機村史詩》（六部曲）《格薩爾王》《云中記》等。長篇小說《塵埃落定》獲得“第五屆茅盾文學獎”；《機村史詩》（六部曲）獲得“第七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·年度杰出作家獎”；《蘑菇圈》獲“第七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獎”。《云中記》獲中宣部“五個一工程”優秀作品獎。